的。

　　中国的自耕农比例，比法国高一些，单看江南地区，差距则不大。

　　清朝江南的自耕农比例，一般占农村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占有全部耕地的约三分之一，地主的比例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。（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更高）（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）

　　到民国时期，根据湖南大经师的调查，当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还有百分之三十。（《寻乌调查》）

　　相应地，在19世纪上半页，法国的小农和以下的农民，占有全国耕地的32.5%，人口比例占土地所有者的89.3%。剩下的将近十分之一，则是中、大土地所有者。法国农民和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，但比例和江南是差不太多的。（《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》）

　　19世纪初，清朝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，大约是23.1%，而1846年法国是24.4%。（《明清江南城镇——基于空间观点的整体研究》）

　　所以这会儿，可以把法国叫西欧小大清……

　　因此，我们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回答，那就是不能。因为哪怕对于欧洲国家来说，英国都是个例外。

　　民主啊，自由啊，理性啊什么的，影响当然是有的，但它对于工业的意义，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，显然远远算不上重要（有时候甚至还是反面因素）。

　　通俗论述里，特别喜欢把整个西欧糅为一体，甚至把整个“西方”糅为一体，造成一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同步发展的假象，实际上却不见得是这样的。

　　当时突然爆发的生产力和工业革命，与这些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，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。不是说有了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，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

　　这些要素在当时，甚至和军事力量都没有太大关系—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，而且是个小农国家，但它依然能把一堆欧洲国家按着打。

　　而后来，法国走向共和的过程，也和中国几乎是一个模式。一开始有大量的君主支持者，形成了一度强势的君主派和立//宪派，但当君主反复证明，自己无法代表本国利益的时候，人们就渐渐放弃了君主作为合法性授权一部分的模式。

　　（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。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，而国王/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，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。中国走不了立//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）

　　更深入来说，“启蒙”时代本身，原文也不是“启蒙”，那个词的意思是“光明”。既然叫光明，那就有对应的黑暗。而这个黑暗，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，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。

　　为了对付这个敌人，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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