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自由派，但性格非常激进。早在十多年前，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：“翻开任何国家、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，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、丧心病狂的政府（南京国民政府）。”
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，胡适让吴晗“科学救国”。
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，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：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。少说些空话，多读些好书。”
然而，吴晗到了西南联大，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，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，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。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，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，还写了一本《由僧钵到皇权》。
这本书后来改名为《朱元璋传》，跟周赫煊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几乎同时出版，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。
在读了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，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。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，一个写万历朝，但都是走的“影射史学”的路子，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。
吴晗连续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，把《万历十五年》奉为“中国现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经典”。
……
远在贵州的张学良，也在第一时间读到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，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。到了1945年，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，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——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。
当张学良读完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，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。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，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和戚继光，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。
接着，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，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，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，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。
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，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，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。
……
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，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，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。他的《晚明史籍考》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，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，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。
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，《万历十五年》出版的时候，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。
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，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。
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，他认为《吴江志》的史料可能有误，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，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。当然，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，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。
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，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。
直到1944年底，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《万历十五年》。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，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，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。
……
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，完全把《万历十五年》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。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，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，呼吁加强法制建设、惩治贪官污吏。
常凯申也非常喜欢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，而是代入了申时行。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，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，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，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。
同时常凯申也感叹，天下没有完人，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、逢迎拍马、喜好女色，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？用人应该不拘小节，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，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，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。
每个读者眼中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都有着不同的解释。
这本书很红，不但红遍中国，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，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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