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象。

　　总的来讲，本文本质上是一本清穿小说。为了避免受到“清穿不造反，菊花套电钻”的诅咒，作者设计了一个前代穿越者的架空皮肤。这个皮肤剥离了民族矛盾，但是强化了我们真正关心的时代矛盾——中国到底如何在变革时代以自强。某种程度上而言，清朝的非汉族属性掩盖了落后的真正原因，给了所有人一个大汉民族主义的出口。但是撇开民族矛盾的表象，回到真正的问题的时候，答案又是什么。本书选取了一个截面，对此做了尝试性的回答。

　　有关于答案是什么：看到一百章以后，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的答案并不是老调重弹：器物之落后、制度之落后以及文化之落后。某种程度上，作者解构了现有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话语体系，不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探讨落后的原因，而是将视点完全落在了贸易层面，重新构筑了一套话语体系。而这种对新文化运动而延续至今的话语体系的解构，其实暗合着这四五年来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急速转向，尤其是以covid-19以后美国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后的意识形态转向。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恐于肯定中国作为帝国的优秀，不恐于肯定在我们普遍视为“黑暗时代”的“封建糟粕”，比如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官僚制度，这重拾了中国有着伟大历史的现实根基和实证根据。

　　但是本书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显然的彷徨，比如虽然肯定中国历史上天朝的荣光（并非讽刺），但是仍然本着中特马的人民视点，反帝制的朴素道德追求。现代中国的思想在三者中不断摇摆：西方、中特马和儒家传统。1919新文化运动在解构儒家传统，拥抱西方，对马一知半解；49后，解构西方，拥抱马；79后，解构马，部分拥抱西方；那啥以后，一边拥抱西方，一边塑造中特马；2019后，解构西方，拥抱中特马，重新部分拥抱儒家。戴锦华最近有一篇很有意识的演讲，叫做《复得的与复失的：历史与文化记忆》，就是在描述我们处于这样一种不断失去一些历史记忆，又不断得到一些历史记忆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一定会在将来不断地发生，而本书就是这种对儒家记忆的复得和对新文化运动记忆的复失。因此，也不难想到，经过了100年的兜兜转转，在不停地解构和建构之后，仍然没有一套合适的话语体系来描述我们曾经落后的原因，和我们未来崛起的道路。这样一种情况——即作者一边持有中特马的道德底色，一边在进行西方化和资本主义的实证研究，一边又承认儒家意识形态塑造的超强国家能力——会发生一点也不令人意外，因为本质上作者确实抛开了一切的意识形态，在做实证分析。—作者仅仅秉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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